为“活着”而活着 ——从《活着》看余华先生的生活军事学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国底层民众经历了无数的天灾人祸和兴衰动荡,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生存哲学,那就是忍受苦难,坚强乐观的活着。这种生存哲学让他们在漫无边际的苦难里没有走向绝望和崩溃,这种执着地要活着的生存哲学也成为了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根基和发展的原动力。中国文学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作家挖掘到了这种在民族深处的特别性格,看到了中国底层民众生存的艰难,领会到了这种生存哲学并融汇在他们的作品之中。余华也正是在审视自己脚下这片深沉的土地的时候,深入中国底层社会,了解了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发现了中华民族里的独特个性,汲取了历史和现实的养分,结合自身经历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生存哲学并将其贯彻到自己的作品之中。

拜伦曾说过,所有的悲剧以死亡结束,所有的喜剧以结婚告终。

余华是一位多产作家,纵观余华所有的的作品,从崭露头角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到比较成熟的《第七天》里面都贯穿生存和苦难两大意识,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一直是余华小说关注的焦点,而苦难则是余华小说中反复要渲染的主题。长篇小说《活着》就是贯彻了余华生存哲学的代表作,在这部小说里余华借福贵之口讲述了福贵的一生和福贵对自身经历的感受,告诉人们如何去承受巨大无比的苦难,向人们提供了如何在极端的生存条件下求生的理念。

而《活着》这样绝望而残酷的作品极其认真地指出人生需要忍耐,忍受苦难,忍受幸福,如同福贵那样,人生折戟,百般磨难。《活着》讲述的是一位老人的故事,关于生命与死亡的奋斗史。余华于社会变革中探索剖析人性,在现实的紧张关系中描绘死亡、血腥、苦难、绝望与美丽,创造了一个个绝望与美丽交织的世界,裸裎了人性的荒凉与尊严。这样绝美华丽的人性礼赞值得我们去讴歌。

《活着》蕴含了余华对苦难的态度、对人类生存的关注以及对生死的理解,也深刻地表达了余华的生存哲学——“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活着》讲述了老人福贵“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的一生。亲人相继离世,未亡人福贵最终买了一只牛,取名福贵,也像极了垂暮的福贵。于是他们相依为命,日子也比往日更加顽强。福贵的故事如此认真地诠释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以外的任何事情而活着的。

一、 余华生存哲学的基本内涵

一.苦难与死亡—游荡的少年

生存哲学总体上认为人是具体的生存者,再根据具体的人,关注人们具体的生存境遇,讨论生存问题,主要研究人的生存和生存方式,通过自觉地反思进行内在的关于人性的感性批判,再回到人的本身,而余华的生存哲学就是他个人对生存的反思和领会。余华的生存哲学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余华的生存哲学里构建的生存境遇本质是苦难,第二个方面是余华的生存哲学所要唤醒的向死而生的生存情态,最后一个方面是余华的生存哲学里构建的生存境遇和唤醒的生存情态所要彰显的生命价值至高无上的生存旨趣。

   
首先,贫困无序的生活环境是孕育苦难与死亡的土壤。这其中所说的生活环境既指政治环境,又指历史环境。福贵生活的时代正是社会变革动荡的艰难时代,政治斗争、自然灾害使福贵的家人相继离去。家珍、凤霞、有庆、苦根,都是历史政治的殉道者与祭品。

(一)余华构建的生存境遇本质

   
其中个体生命意识的迷失也是造成悲剧的内在因素。在中国的历史演进中,向来重视群体的生存,而忽视个体的生存,像其中有庆因抽血而死却未有任何人站出来为此事负责,便是医生或其他人缺乏这种个体尊严意识的体现。在他们的眼中有庆年幼的生命不及县长老婆的生命有价值,这样也直接造成了有庆的离去。

在余华构建的生存哲学里,苦难贯穿在人整个生存过程之中,人的存在和苦难相连,活着就需要忍受苦难。不管在什么生活环境下,人都会遭遇苦难,苦难已经成为了人的一生不可切割的一部分了,生存境遇的本质就是苦难。

   
最重要的一点,国民的麻木性和劣根性也是造成悲剧的主要因素。在漫长的中国历史的演进中,麻木不仁、逆来顺受一直使那些清明的人哀其不幸怒而又怒其不争。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压迫下学会了低头、雌伏,而这样的逆来顺受更使剥削者们大为畅快,更加重的人们的深重灾难。相比与天灾人祸,人性的摧残更为悲哀也更为致命。

余华笔下的中国式老农民徐福贵的一生就都充满着苦难,他的回忆里带着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深深的烙印。福贵的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苦难堆积而成的,由于命运的未知和生活的无常,作为中国最底层民众代表的他无法躲避苦难,只能直面苦难。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晚年依然可以友好地和现实世界相处,平和地向陌生人讲述自己一生,超然淡定的活着。

   
在余华的笔下,《活着》将“四种悲剧”包含其中,并且将之描绘得血肉淋漓。第一,“命运悲剧”。“命运悲剧”是指因人与命运相冲突而造成的悲剧。如中国古代著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家族反对其相恋,两人美满姻缘已成泡影,在家族势力的压迫下,他们立下“生不能同衾,死也要同穴”的誓言双双化蝶。而在余华笔下,福贵极力争取生存的权利,可是在社会压力与自然灾害的胁迫下,家人依旧相继世,这便是“命运悲剧”。第二,“性格悲剧”。“性格悲剧”指因人物性格与社会冲突而造成的悲剧,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王子哈姆雷特“忧郁”的性格以及对复仇者的“犹豫”造成了悲剧的发生。而《活着》中福贵命运的悲剧也源于少年游荡不自恃。第三,“社会悲剧”。“社会悲剧”指人与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造成的悲剧。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在资本主义制度、农村危机中头破血流,最终落得了卧轨自杀的下场。《活着》中老陈和春生都成了国内战争和政治斗争的殉难者。第四,“现代悲剧”。“现代悲剧”指的是因人的异化而造成的悲剧。如卡夫卡《变形记》中国家机器对格里高尔的扭曲使它异化成甲虫,最后走向了死亡。而《活着》中则以一口气、一滴水、抽一次、血吃一次豆子就置人于死地的荒唐死亡揭示了悲剧色彩的浓烈。

通过对福贵这个人物的刻画,余华表现了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展现了普通人一生中可能遭遇到的所有苦难。

   
死亡与苦难,是人类生存中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如同蛛网一样如影随形。在苦难中生长抑或湮灭、恐惧抑或勇敢,人依旧要一如既往地活着,一如既往地承受苦难。

(二)余华所要唤醒的生存情态

二.隐忍与克服—掘藏的青年

生存情态指的是在生存的内在方面,对人有意义的情感体验。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最基本的生存情态就是畏死恋生,即畏惧死亡贪恋人生,而余华将畏死恋生上升了一个高度,他所要唤醒的生存情态是向死而生,即向着死亡生存。

   
福贵这样曾经犬马声色的富家子弟,就在这样刻骨铭心的痛楚中,掘藏活着的意义。他们活着,被荆棘刺穿,遍体鳞伤,死了一同化成尘土。人生在世,无法避免各种苦难,“活着”需要正视生命的种种苦难,所以说,苦难便是人生的重要一部分。福贵在经历了那么多的大苦大难之后,依旧能顽强地掘藏生命的意义。

死亡是余华钟爱的情节,在其作品里都离不开对死亡的大量描写,尤其是《活着》这个故事,一共描写了十次死亡,死亡成为了活着的线索,推动《活着》的情节发展。余华通过大段大段的对死亡的描写表现出了生命的脆弱,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不易和所承受的苦难的沉重和不幸,让民众在感知到死亡以后,更加珍惜生命,更加坚强的活着,唤醒人们最原始的本能也就是对生命的追求。

   
正如余华自己所言,《活着》表现了“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福贵一生,与死亡如影随形,是送葬人,亦是未亡人。命运是一双黑色的手无形地操纵“活着”的人,而福贵一次次地用隐忍与乐观违拗人性与厄运。

(三)余华所要彰显的生存旨趣

   
苦难中的大爱使他坚强,在福贵经历诸多磨难仍能活下去,是亲情支柱使然,亲情的力量给予他向上的动力,亲人的死亡让他脆弱而又顽强。这部作品中亲情一直奏响的以“爱”为主题的旋律,虽然其中亲人相继离世,但是这个大家庭却从未失去过亲情。面对无穷无尽的苦难,亲情的鼓励与支持,让福贵从未退缩,一直为这个家而活,早已超越了为自身而活。他始终坚信“我不能死,我必须养活我和凤霞”“家珍是你媳妇,有庆是你儿子,他们早晚会回来的,这样温厚而浓烈的亲情纽带,福贵始终相信,自己会为这个家带来富裕的生活。

《活着》里余华假借命运之手让福贵失去了一切能失去的,把覆盖在福贵身上的种种都剥离掉了,解除了人生里的种种对福贵生命价值的遮蔽,回到了福贵这个人的本身,让我们发现福贵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剥夺掉
,唯有他活着的意志不能被剥夺。到了小说最后,老福贵记住了过去他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但他的心里已经没有苦难了,苦难被他反复回忆的生命里有过的温情记忆所消解,他唱道“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活着的老福贵心内只剩下超然和平静,只为了活着而活着。在对于现代人要怎么去生活这个问题上,余华给出了最简短有力的答案,那就是活着。余华将肉体存活提到了极高地位是为了唤醒人们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彰显生命价值至高无上的地位。

   
生命追求本能使其顽强。虽然“活着”通篇深刻地刻画死,但是通过文中的人物,余华书写人物内心潜藏的执着追求的生命本能。福贵的母亲坚信“只要人活得高兴,穷也不怕”;战友老全呐喊“老子死也要活着”;龙二被枪毙之后,惊魂未定的福贵被触动“这下可要好好地活了”;久病的妻子家珍感叹道“我不想死,我想每天都看到你们”。所有的人啊,就像在荆棘丛中,哪怕刺破肌骨,也要开出最绝色的花朵。

二、 余华生存哲学的形成原因

   
也许在活着这一过程中,“坚强、勇敢、乐观”等一系列为活着本身做出的反抗和斗争在福贵看来他或许不懂得,也就是说,福贵自身的知识结构与身份地位使他并不理解什么是伟大的品格,可是他却在苦难之中修炼了这样伟大的品格。在认清生活的本来面目之后,他依然选择承担和隐忍,这也是伟大的民族精神的光辉。

余华生存哲学形成的原因离不开他自身经历的影响,也离不开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两者的影响下让余华发自内心的对中国底层民众的人文关怀。余华童年的经历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长期的写作让他渐渐学会用温情的目光去看待世界;大时代的动荡让他更真切的感受到在极端条件下人为了生存要遭受多少的苦难,也让他更清晰的看到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存苦难;而余华对中国底层民众的人文关怀让他通过关注大时代背景下具体小人物的命运来探究生存问题,肯定普通人的生存价值。

三.生存与幸福—平淡游荡的老人

(一)自身经历的影响

   
过尽千帆,福贵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也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葬,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会担心谁了。”福贵在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一切都看淡了,他习惯了年老,习惯了蹒跚,习惯了忍受孤独,习惯了与老年福贵相依为命。那时候,他已能够坦然地活着,无牵无挂。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晚年做和尚。这样的晚年,是苦难之后的禅坐,是大悲之后的平凡,也是幸福的生存。

余华说过“一个作家的童年决定了他一生的写作方向。”他自己认为这段成长时期心理上的经历对他而言非常重要。

福贵这样的一生令人联想到一首诗: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以此形容福贵一生再合适不过。一少年福贵游荡,鲜衣怒马;中年福贵掘藏生命,顽强抵对;晚年福贵鬓已星星,宁静平和。

余华出生在浙江海盐,父亲是外科医生,母亲是内科医生。余华全部的童年都在医院里,他感觉是医院养育和教导了他。从小就在医院各个角落游荡并且还喜欢一个人呆在太平间里的他见惯了血腥、哭喊、尸体、生死,对幼年的余华而言,死亡和血腥都太平常了,平常到已经是他童年生活的一部分了。因此,余华从小就比旁人拥有更冷静和深刻的生死观,他认为死亡是不可避的,是必然要发生的,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叙述的,所以余华的作品里也蕴含了大量与死亡和血腥有关的内容,尤其是早期的先锋作品。

福贵晚年应是充满平淡的苦难与平淡的幸福。福贵万年当和尚,生活安逸,一田一牛一老人。可是依旧在回味咀嚼年轻时留下的苦痛,那些苦痛在穿越时光的历程中,被打磨,像嵌入皮肤的沙粒,很细微,可是依旧隐隐的疼,却不妨碍活着。

度过了童年时期的余华迈入了青年时期,高考落榜之后,余华服从国家分配从事了牙医的工作。1978年-1983年这五年的从医经历,让余华更加熟悉人的身体构造,更加能用简洁、精准的文字去描绘血腥的死亡画面,直白明确到令人心颤。

   
此时的福贵已经不再看重生离死别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活着只是一个过程,一个追求美的过程。余华从福贵无常的人生中传达出“贵生”的趋向,活着即为第一要义,反抗便是人生悲剧中的绝美赞歌。

青年时期那种对社会和世界矛盾尖锐的逆反心态也让余华走上了的早期的先锋文学之路。当时的余华用带着强烈医生气息的冷峻的文字揭露人性的恶,立足于现实中的关于暴力和死亡的描述,小说的结构和叙述语言具有很强的实验性。

   
福贵从生到死都带着命运的枷锁,从未取下。生命常常以令人心生敬畏和肃穆感的形式和渺小的我们开着玩笑。有些人选择被命运铐住手脚,动弹不得;而福贵则选择带着镣铐跳舞,跳出了人生的悲剧赞歌。

经历了青年时期的一番探索,迈入中年的余华内心的愤怒渐渐地平息了下来。他不再用敌对的态度去对待现实,开始用平等和同情的目光去看待世界,对生存和死亡的认识让他更深刻地去思考人性,因此就创作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些尽管处处苦难又处处充斥着温情和感动的作品,展现了普通人的人性美好的一面。

   
余华的一生都在探寻生命的意义,探寻活着的意义。少年福贵荡子般活着,中年福贵“知死”地活着。不论是在苦难之中,否定命运有力性,抵死地活着;还是经历苦难之后,明了生即幸福,在孤单中自我救赎,都是苦难,是悲剧,亦是美。

betway体育,(二)社会环境的影响

   
哈姆雷特曾说过:因为你虽饱经忧患,却没有痛苦,以同样平静的态度对待命运的打击和恩宠;能够那么适当地调和感情和理智,不让命运随意玩弄于股掌之间,那样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摧毁、重生是悲剧,亦是赞歌。

余华出生于1960年,他童年时代的开始就是文革的开始,而高中时代的结束也就是文革的结束,可是说是完整的经历了那个可怕的群体狂热时期。余华最早接触的文学就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报里的暴力语言,也目睹了许多文革期间的暴力血腥场景,所以余华作品里的时代背景通常是文革前后几十年那个动荡大时代,描写的人物也大多是他当时在的小地方海盐经常看到的那些受苦受难又无力反抗的中国老百姓。余华在他的长篇小说《兄弟》里就描述了很多关于文革的暴力血腥场景的描述,比如才华横溢、品行优秀的宋凡平在接李兰的汽车站里被六个红卫兵用木棍活活打死,直白地重现了那个时代的暴力、血腥和残忍。

余华是在令人恐惧和压抑人性并且没有文学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他最初深刻的文学体验,是在成年和中国对文学解禁之后才感受到的。由于无序的阅读,他接收到的许多外国文学最先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思考,比如卡夫卡刻画的玫瑰长在溃烂的伤口上和川端康成描写的死去的姑娘化了妆像出嫁的新娘就让余华感受到了生命在死亡以后出现,生死之间没有阻隔;而但丁又告诉余华“人是承受不幸的方柱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物体比方柱体更加稳定可靠呢?”以中国的方式成长和思考的余华突出结合传统生存哲学将这些感知融汇到他自己的生存哲学之中,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就借一个中国式老农民福贵的一生和感受模糊了生死的界限,告诉我们绝望是不存在的,一个人活着可以承受多少的苦难。《活着》也是中国多年现实的产物,即使放到当下,也有很多民众是以这样非正常的状态死亡的,表现的苦难和死亡是中国现当代社会的真实写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深思如何避免这种非正常死亡。

余华关注了不同境遇下的人类生存,通过极端生存环境下中国底层人民的死亡惨状与福贵的活着,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压力,所承受的苦难的打击有多么沉重和不幸,思考了现代人生存的深度,批判了时代对底层民众的影响,在苦难里解读了生命的延展性。

三、《活着》中生存哲学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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