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的法力

文艺的作用

内容提要:法国当代重要哲学家阿兰·巴丢在他的专著《内美学手册》中提出了“内美学”的思想。“内美学”思想既是艺术与哲学关系的“第四种图式”,也是巴丢对艺术与真理关系的一种重新建构,同时也是对特定艺术作品“内在哲学效果”的一种解读方式。“内美学”与传统思辨美学有联系又有显著区别。它是一种“反美学”或“准美学”,是一种哲学策略。“内美学”对于思考当代艺术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也存在某些局限性。

关于这样一个论点,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先哲们。而往后,我甚至也能确定,它会被一直谈论下去,甚至每个存在的人都可以对此发表自己的独特理解。因为,我想,在众多我们赖以生存的事物中,文学和艺术应可说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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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的摹仿说里,存在着三个世界:理式世界、现实世界和摹仿世界。既然现实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摹仿,那么文艺便是摹仿的摹仿了,所创造的仅仅只是“欺骗性的外观”。这一理式论的哲学原理,也是最基本的理念和准则:艺术应引导人走向真理和知识。柏拉图试图告诉我们:我们热衷的文艺就是个虚无的概念,必须依赖于现实。因此其作用必须有着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因此,真正的文艺就应该是求真、向善、表现美的,这样才能达到“引导”的目的。

作者简介:毕日生,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文化诗学,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同样地,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摹仿艺术可以传达真理的。与柏拉图不同的是,他在悲剧论中提到悲剧的作用是“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或者“陶冶”、“净化”,也就是kathasis卡塔西斯),也就是说文艺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表达和抒发情感,对于创作者和接受者都是如此。只不过对于创作者,更多的是抒发,对于接受者,更多的是疏导。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阿兰·巴丢诗学思想研究”(编号:09YJC751018)的阶段性成果;系河北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贺拉斯在其著作《诗艺》中提出明确提出寓教于乐的原则。且不论这个原则是否得到后人的认可或施行,这个观点的提出本身就阐明了文艺与生俱来就肩负着的两个任务——教育和娱乐——现在看上去像是两个对立面。

阿兰·巴丢(Alain
Badiou,1937-)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最近十余年来,他已经成为“后学之后”学术界关注的核心人物之一。从2003年至今,巴丢出版著作30余部,有20余部被译成英文。阿兰·巴丢在“后学之后”的历史性出场,既与学界对“后学”的学理反思有关,也与巴丢思想本身的独特性有关。他“不合时宜”地批判当代三大主流哲学思潮(解释学、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的“语言中心主义”,提出了“回到柏拉图”的哲学主张。巴丢创立了别具特色的“事件哲学”,提出了“数学=本体论”,试图重建哲学本体论。巴丢最富挑战性的哲学努力就是要试图证明真理的“严格的、毫不妥协的普遍性”。

在后期文艺复兴开始之后,人们愈加相信文艺所具备的道德教化作用。文艺复兴时期巨匠但丁从基督教神学的象征隐喻的言说方式中得到启发,强调文学作品的多义性及其道德与神秘意义,在《飨宴》中提出“四义说”:字面意义、讽喻意义、道德意义和神秘意义。尽管我们对神秘意义的具体所指也许并不清楚(可能和宗教有关,因为处于中世纪末期的但丁的作品本身就具有梦幻的神学色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但丁承认文学艺术具备的讽刺现实和道德教化功能。另外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也明确强调了诗本身的创造价值和教化作用。意大利的西德尼在《为诗一辩》中为诗的价值和意义做了坚决辩护。他认为“诗是一种说着话的图画,目的在于教育和怡情悦性”,这仍然在强调文艺的教育与引导作用。

巴丢在其“事件哲学”的视域中,展开了对“内美学”(法文inesthetique,英文inaesthetics)①问题的研究。那么,巴丢是如何提出“内美学”思想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思想?“内美学”思想有何意义?又存在怎样的局限性?本文试图对上述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在中国古代,对于文艺作用的讨论也不下其次。唐代韩愈柳宗元等提出的“文以载道”便与以上观点不谋而合。

一、“内美学”思想的提出

与以上所列举的不同的是,意大利的卡斯特尔维区罗抛弃了“寓教于乐”,也不再说明道德教化,而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诗的发明原是专为娱乐和消遣的”。这个让我们不得不联想起康德的“游戏说”,但康德针对的是文学的起源,可是对于文学的作用是否也能只是“游戏”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接受文艺的过程仅仅是为了娱乐和消遣,恐怕那应当是最低等的接受吧。在文学作品里已经有很多作家指出这种接受,或者是阅读的弊端。

“内美学”思想是巴丢在其哲学思想的视域内,从艺术与哲学关系“千古之争”的视角出发,展开了对艺术问题、艺术真理问题以及艺术与真理关系问题的思考。巴丢“内美学”思想就是在艺术—真理—哲学三者的关系框架内提出来的。

在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第三层的贪色者里就有一起阅读书籍而互生爱恋的一对恋人——弗朗采斯卡和保罗——只不过他们之前的关系是嫂嫂和小叔子。尽管但丁对他们极其同情,可仍然将其放在了地狱里。这难道不应该看作但丁对文学阅读或文学创作的指责?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当属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整部小说情节的渊源就是堂吉诃德把阅读中的骑士生活当成了自己的生活,从而走上了不可思议的冒险之路。塞万提斯多次提及骑士小说对堂吉诃德的毒害,可要知道这并不是骑士小说存在的原意呀。因此,《堂吉诃德》,其实也在承担着它的道德教化功能。19世纪的法国文学家福楼拜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些人最后的沦落,并不是源于文艺的消极作用,而是因为把文艺看成了一种纯粹的生命的消遣,并借此疏导他们心中那惴惴不安的欲望。

关于诗与哲学关系的争论“古已有之”。自柏拉图始,二者关系的争论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整个西方思想界自始至终贯穿着诗与哲学对立、争论的话题。关于诗与哲学的千年之争的课题,国外已有许多研究成果②。国内有一位学者对此问题也做过专门的宏观系统性研究。该文以时间发展为线,梳理了自苏格拉底时代到当前的后现代哲学两千余年时间里,重要思想家、哲学家关于这一问题的代表性观点③。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诗与哲学关系的争论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阶段,古希腊到中世纪,是高举哲学,排斥诗的时期;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是“为诗辩护”的时期;20世纪以来的现代时期,是标举诗歌而对抗传统哲学的“诗人时代”。这种粗略的划分及归纳,显然是以牺牲各个时期诗与哲学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为代价的。事实上,二者的关系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极为丰富和复杂的。文学与哲学的对立从柏拉图开始,直到德里达时代才真正走向“融合”。期间,不管是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角度,还是从人类认识方式、思维方式的角度,抑或是从二者与真理之关系的角度,来讨论诗与哲学关系,归根结底,都是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观念造成的。

所以,文艺的作用,究竟是什么?是娱乐,教育、还是讽喻?我认为也许兼而有之,可以概括为“疏导”。当人们在创作艺术时,对于生活、对于世界的模仿让人们得到快感,或强烈或轻微的情感都得到了抒发。而当人们在欣赏艺术的时候,当自己的生活经验或是未来期望与创作者的表达达到一致时,人们也会得到一种纯粹的快乐,因为内心的情感也得到了展现。当然,对于整个社会,文艺还有着它也许本身未曾预料到的教导和讽喻的作用,达到这一层面的文艺也许就可以得到公众公允的评价。但无论哪一种文艺,我想,它都是我们双脚能够站在大地上的理由。

关于诗与哲学关系的千年之争,巴丢并没有按通常的历时性观点进行梳理。他以真理作为哲学与艺术关系的中介,归纳了哲学与艺术的“图式”关系。在《内美学手册》第一章“艺术与哲学”中,巴丢分析了柏拉图以来关于艺术与哲学关系的三种图式:启蒙式、浪漫式与古典式。而他的哲学意图就是要提出不同于这三种图式的“第四种图式”——“内美学”图式。

在电影《死亡诗社》中,教诗歌的基廷老师说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话,以此作为结语:我们读诗写诗,并非为它的灵巧。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

启蒙图式。这种图式是以柏拉图为代表,是一种对艺术彻底的抨击与批判的态度,在这种关系图式中,艺术被认为与真理无缘,艺术不能产生真理。“第一种图式我称之为启蒙图式。这种图式的主题是:艺术不能成为真理,或说,所有真理都外在于艺术。”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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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从其理式论哲学出发,提出了“摹仿说”的艺术本质观。他认为有三重世界,世界的本原是理式,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对理式的摹仿,而艺术世界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因此,艺术是理式的摹仿的摹仿,是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了三层。艺术所表现的,只是事物的表象而已,而不是事物的真实,是幻象而不是实在,是理式不完全的摹本。所以,柏拉图认为一切艺术家,只不过是摹仿者,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拥有真知识,所以才配做真正的诗人。由于艺术家不懂哲学,无专门知识,所以他们还不及医生、渔夫、工匠的知识,从诗中学不到这些专门的知识。于是,柏拉图说道:“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会抓住真理。”⑤

在巴丢看来,柏拉图建立在理式论基础上的艺术摹仿说,认为艺术的真正意义在于社会教化作用,在于为理想国教育“合格”的公民或士兵。为了服务于这样的目的,文艺要进行改造,所以对于那些只有快感而无效用的抒情诗和史诗要坚决拒之门外,如果诗对国家和人生有效用,那就可以允许诗人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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