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梵高、贝克曼……深度解析伦敦佳士得的博物馆级作品

曾经在百度知道中回答一位网友关于西方绘画大师的问题,我列举了五位:梵高、马蒂斯、夏加尔、米勒和毕加索,并说明了自己喜欢的原因。原文如此(版式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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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因为他的短笔触和对黄色空前的运用;马蒂斯,因为他的东方特色和他在画中一贯追求的平衡;夏加尔,因为他描绘形象的能力和他的眼界;米勒,因为他作品中的气氛和对农民这一题材的挖掘;毕加索,因为他的蓝色时期的作品。”

伦敦当地时间2017年6月27日,伦敦佳士得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将正式举槌,本次共上拍33件作品,其中估价超过亿元人民币的拍品就达到5件,毕加索《写信的女人》、贝克曼《鸟的地狱》、梵高《割麦者》等更是博物馆级别的经典作品,在开拍之前,我们精选了10件大师作品为您奉上一场深度导览,提前体验这场大师艺术的经典晚拍。

我有时候在想就像我们这种凡人之所以喜欢谁很大程度上都是政府媒体的作用,尤其是国外的一些艺术家和作家,如果政府看哪位不顺眼,根本不允许其被介绍到国内,那我们也就根本无从知道,而媒体更是屈服于政治的力量,迎合着时代的旋律。也无怪我的一些朋友用翻墙软件去看国外服务器上的一些东西,就因此他们知道的更多,更真实。我自己并没有这个习惯,一方面我不愿花精力去翻墙,一方面我也不相信国外的就是真实的,亦或被禁闭压抑的就是真实的。说回本篇文章的主题,我所知道的西方画家中,确实我就对这五位有感觉,而且我确实觉得西方画家的构图不如中国古时候的画家(比如朱耷、徐渭等)来的奇巧、精致,画面上的内容也没有中国画的那种意境。西方画家多采用身边现实中的事物,比如桌子、桌子上的苹果之类生活道具,或人像,或自然风光。不是现实也是来自于历史神话中的场景,写实或重现的主题在西方绘画中一直占据很主导的地位,直到现代主义时期才被和传统截然不同的观念所取代——从而才和东方绘画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现代主义时期的画作是西方绘画的真正成就,就像古代绘画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真正成就一样。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五位大师中,也就是米勒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画风,他的画面色彩浑厚,很有负重感,重心下压,而且是农民题材,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题外话,马克·吐温的小说《他是否还在人间》就是关于米勒的故事,写得饶有趣味。现在,如果让我就那五位大师其中之一写点什么的话,那就是马蒂斯,说到马蒂斯,那就是——《红色的和谐》。

毕加索 写信的女人 Femme crivant (Marie-Thrse) 1934年

首先,这幅画和他所有的画都不同,比所有画都好。大面积的均匀的红色,藤蔓植物平行(平行于桌面,平行于画面,平行于墙壁)地从桌布延伸到墙壁,桌上花瓶中的花束附着在墙上与其融为一体,椅子也是平面的,妇人更像一张剪纸贴附在画面上;从颜色角度,除了大面积的红色,还有四种重要的颜色——与红色达成平衡:妇人身上的颜色、藤蔓植物的颜色、椅子和圆形水果的颜色、窗外风景的颜色,分别均匀地分布在画面四个方位。这幅画的重心是均匀散落于画面的各个点,本来桌子有可能把重心拉到靠下的位置,但由于画家对桌面和墙壁的分界的处理——只是一条细微的线,造成视觉上的错觉,仿佛是一个色块,而且蓝色藤蔓植物使桌子更趋平面化,从而仍使重心保持分散平衡。

布面油画 80.9 x 64.7cm 估价:25,000,000-40,000,000英镑

betway体育,整个画面没有主次之分,没有背景和前景之分,没有透视原理,没有光线作用,只有形状、颜色和分布。共同构成了马蒂斯的装饰艺术,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梦想的是一种平衡、纯洁、宁静、不含有使人不安或令人沮丧的题材的艺术,对于一切脑力工作者,无论是商人或作家,它好象一种抚慰,象一种镇定剂,或者象一把舒适的安乐椅,可以消除他的疲劳。”

1934年3月26日,毕加索为玛丽德蕾莎创作的肖像《写信的女人》正式完成。

另一点,它之所以比同类作品《红色的画室》更迷人,是它通过形状的丰富——有大面积的色块,有圆润的圆形,有藤蔓植物的弯曲,有椅子、窗户的方形,避免了平面装饰画很容易陷入的单调氛围。颜色经过精心挑选,形象经过精心安排,形状经过精心剪裁,创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完整平衡的世界。

玛丽德蕾莎在1927年1月走进毕加索的世界,激起了毕加索无以伦比的创造力,玛丽的清纯、活力让毕加索在作品上仿佛焕发了新生。画布成为毕加索表达爱情的场所,那幅著名的《梦》就是以玛丽为原型的创作,那幅作品在1997年在佳士得上拍,同样创作于1932年的《裸体、绿叶和半身像》在2010年5月4日的伦敦佳士得拍出1.064亿美元的高价,也就是说,目前毕加索最贵的三幅作品中,有两幅是以玛丽为原型创作的。而毕加索目前最贵的10件拍品中,有半数是为玛丽德蕾莎创作的肖像。这幅《写信的女人》,正是以玛丽为原型的毕加索经典作品。

– 2012-01-16 –

在《写信的女人》中,玛丽坐在一张华丽的棕色椅子上,正在写一封信。窗外淡蓝色的天空淹没在幽静的房间里,照亮了她的细腻特征。布瓦热卢古堡侧面的百叶窗与本画中的窗格相同,表明创作地点位于二楼的工作室里,色彩层次丰富的红色壁纸也出现在作品中,在著名的作品《梦》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场景。

由于毕加索和玛丽的恋情长久处于地下状态,通信就是两人交流的重要方式,作品中,玛丽的眼睛向下转动,她写的不是清晰的文字,而是曲折的黑线,在书页表面震动。他要求我每天写信给他,否则他就说自己病了。玛丽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在创作《写信的女人》时,两人的关系是否已经公开不得而知,但是其中所呈现出带有情色意味的亲密感显露无疑,蕴含了毕加索难以置信的温柔,毕加索仿佛置身于缪斯的神殿,捕捉到玛丽冥想、思考等深入的状态,用传记作家Rosenblum的话来说,具备了情人间才可以拥有的亲密关系和信息,才能画出这幅作品。两人的关系,使得毕加索的作品像是白日梦,充满欢乐,似乎是一种浪漫的逃避主义。毕加索以天马行空的方式想象她,她可能化身成缪斯、斯芬克斯、生育女神

在这幅作品中,毕加索展示了一些立体主义的风格,二维和三维交织而成。在这幅作品完成之后,毕加索紧接着创作了一系列《两个女人》的作品,可能是玛丽和妹妹二人,红发和黄发的两个女子象征着两种精神元素的交织,而这一组作品,就可以在《写信的女人》中找到灵感源头,也侧面证明了这组作品的重要性。

马克斯贝克曼鸟的地狱 Hlle der Vgel 1938年

布面油画 120 x 160.5cm 估价待询

《鸟的地狱》是一个纳粹德国的寓言,纳粹上台后,开始对德国进行民粹主义和国家意识形态宣传,与此相违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则频频遭受迫害,1937年,纳粹德国还专门举行了一场堕落艺术的展览,展出那些所谓颓废堕落的艺术作品,贝克曼的作品也在其中。就在一年,贝克曼被迫迁居阿姆斯特丹,随后创作这幅《鸟的地狱》关于纳粹的黑暗隐喻。

贝克曼曾经是新即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一战时期,他曾当过军医,战争的残酷让他反思如何重建人类的伦理和文明,因而常常创造带有讽喻色彩的作品,诸如1918-1919年间创作的《夜晚》,但是纳粹的上台让文明的危机变得更可怕,他也逐渐转向更加激烈的控诉。这幅《鸟的地狱》,终于让他有机会把恐惧、失望和愤怒都表现出来。佳士得印象派及现代艺术部副主席Giovanna
Bertazzoni谈到,《鸟的地狱》让人们仿佛想起但丁笔下的地狱,抑或荷兰艺术家博思画面中那种诡异的场景。在《鸟的地狱》中充斥着血肉模糊,一个长着四个乳房的生物正在破壳而出,画面的右下角一个裸体男子被双手双脚被捆绑着,正在被一只鸟型生物施以酷刑,背部被划开四条长长的血痕,一群人类站在血色大门前被持刀的鸟型生物强迫着高举右手,向画面中面目狰狞的女鸟型生物敬纳粹礼,处处都是血腥和疯狂。如同中世纪时描绘的地狱场景。

那些象征知识分子、艺术思想的人类惨遭屠戮,桌子上放着葡萄和书,还有象征光明的蜡烛,在这些怪异的鸟类闯入之前,人类正享受着美好与智慧。之所以用鸟来指代纳粹,或许是因为以普鲁士鹰为纹章的第三帝国,而那些支持纳粹衣着考究的富人们,往往被称为锦鸡(Goldfasanen),这些鸟囤积着金币,象征着资本垄断,那些带着眼镜的小鸟,则象征着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依附纳粹的神职人员,他们被共同汇聚在庞大的纳粹秩序之中,纤弱的知识分子则备受折磨。从蛋壳中出生的畸形的蓝色女神,容易让人联想起博思绘画中那些蓝色翅膀的恶魔。这个邪恶的女神正在行纳粹礼,拥有四个乳房和尖利的牙齿,战斗种族中生育变成了主要职能,她的背后是一排雅利安女人,等待着类似的命运。

《鸟的地狱》延续了博思(Hieronymus
Bosch)的名作《人间乐园》中的恐怖场景,加入古典主义及神话的元素,将现实世界化为笔下不朽的作品,刻划人类承受的苦难,也让《鸟的地狱》超越时间及政治的制约,成为人性的普世象征,可以类比同时期毕加索的名作《格尔尼卡》和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家庭天使》。

纽约佳士得印象派及现代艺术部国际总监Adrien
Meyer表示:贝克曼于1938年在阿姆斯特丹创作《鸟的地狱》,直接抨击纳粹政权的残暴管治。这幅别具象征意义的作品便被公认为媲美《格尔尼卡》的表现主义名作。现藏家于1956年首次尝试收购作品,终于在30年后将作品收归囊中,其后借出于各地大型展览展出。即将举行的拍卖不仅带来一幅作品,特殊历史意义更加可贵。伦敦佳士得印象派及现代艺术部主管Jay
Vincze则说:我们有幸于拍卖中首度呈献这幅贝克曼的代表作,《鸟的地狱》与毕卡索的《格尔尼卡》同为当时最具政治色彩的画作。贝克曼认为现实可分为精神世界和政治世界,他借此作品叩问观者的内心。《鸟的地狱》具有经典的历史意义,也是贝克曼的艺术巅峰之作。

梵高 收割者(摹米勒) Le moissonneur (daprs Millet) 1889年

布面油画 43.3 x 24.3cm 估价:12,500,000-16,500,000英镑

1889年,梵高去世前一年曾在圣雷米(Saint-Rmy)创作,并创作了田野上的劳动者
Les Pravaux des
champs这一系列向米勒致敬的作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梵高虽然饱受精神障碍的困扰,但其极具表现力的色彩也展示无疑。这个系列作品共有10件,3件在私人藏家手中,7件收藏于阿姆斯特丹的梵高美术馆。本次佳士得伦敦印象派及现当代艺术晚拍中的《收割者》就是其中一件。钴蓝色的天空下,镰刀拂过金色玉米的海洋,这个法国南部农民收割的形象出现在梵高的画面中,夸张的蓝色和颇具活力的黄色,正是梵高开创的表现性色彩,劳动者居于画面中央,向英雄一样,表达了梵高对劳动和自然的热切,以及对劳动者群体投射的情感。

梵高在圣雷米的故事众所周知,此前他曾两次遭受精神疾病的折磨,第一次发生在1888年圣诞节,他割掉自己的耳朵,第二次在1889年二月,并在5月进入圣雷米。在这里,他进入了相对平静的时期,作品中出现了病院的花园和远方的麦田,情形似乎有所好转,然而到7月中旬,他的病情再次恶化,甚至无法离开自己的房间。不料,六个星期之后,他再次以非凡的创造力回归,到了9月中旬,他已经完成了至少十八幅画,正如扬胡尔克(Jan
Hulsker)写道:当我们深入研究梵高创作的年表时,我们遇到了这样的谜,他在恢复后创作的数量和质量真是难以置信。

梵高这幅《收割者》正是完成于这个时期,在恢复的最初阶段,他的创作转向了米勒,这组米勒的作品最初创作于1852年,曾在杂志中出版,包括了10幅丰收农民的形象。1889年9月,梵高给弟弟西奥的信中提及自己有米勒10幅作品的7个拷贝,而他将以此被蓝本进行创作。我的画笔就在我的手指之间,就像小提琴上的弓。梵高兴奋地写到。

尽管《收割者》以及这个系列的作品都是基于米勒同一主题的创作,但这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复制,梵高向西奥解释说:这不是简单的复制,它是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于是梵高以超凡的想象力赋予画面色彩,深蓝色的天空呈现出浓密的、令人窒息的不透明感,在金色田野边缘,绿色灌木的边缘上用了短而倾斜的笔触,天空不再是无限的空旷,而具有了有形的质感,与人物构成了和谐的整体。

画面中,耀眼的蓝色和黄色构成了有趣的关系,农民蓝色衬衫袖子和黄色的田野形成了对比,而他黄色的草帽又与蓝色的天空构成了呼应,这种色彩搭配是梵高的杰作。

对于米勒,梵高并不陌生,早在1880年他给弟弟的信中就提及绘制了米勒的习作,而且梵高早期的作品也倾向于现实主义,从那幅著名的《吃土豆的人》似乎也可以看到他受到米勒的影响。而到了生命最后几年,梵高更具表现力的作品中则发挥出超乎寻常的创造性,他曾给弟弟写信提到,在患病的前几天,他就在酝酿着收割者的形象,这个主题美丽而简单,我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在酷热中挣扎着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仿佛看到了死亡,人就像被收割的小麦。但其中并没有悲伤,阳光下一切都是金色。梵高这组作品中,收割者和播种者同样是梵高作品的主角,似乎象征着生存与死亡、创造与毁灭,对梵高来说,这些劳动者都具有神性和宗教意义,他们在自然的永恒循环中工作,死神是创造的象征,这并不是邪恶或不祥,而是一种具有无穷无尽、亘古不变的自然循环和生命的延续。在冬天的雪中,在秋天的黄叶里,夏季成熟的玉米,春天郁郁葱葱的草地,这些收割者和农家女在夏日晴空和冬天黑色的壁炉架下,从这里感受世界是什么。

莫奈 垂柳 Saule pleureur 1918-1919年

布面油画 130.5 x 110.2cm估价:15,000,000-25,000,000英镑

莫奈的《垂柳》创作于1918-1919年之间,是十幅垂柳系列之一,作品创作于莫奈吉弗尼的家中,那里还有著名的睡莲池塘。画面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高耸的柳树是唯一主角,翻滚的树叶就像闪闪发光的瀑布一样落下。天空和周围的环境都消失了,只在右下角出现了睡莲池塘的一个小角落。笔触仿佛充满激情的舞蹈,画面中出现丰富的色彩层次,翡翠绿、耀眼的金色和橙色的条纹,以及深蓝色和紫色的组合使构图充满了活力。莫奈本打算在一战后将这些作品捐赠给法国,但未能成行。如今十幅作品有5张藏于博物馆中,包括马尔莫特、巴黎、金贝尔美术馆,德克萨斯州以及俄亥俄州哥伦布艺术博物馆,其余5张则在私人藏家手中,此次上拍的《垂柳》就是其中之一。

1914年,莫奈经历了丧子之痛,次年他决心基于之前的睡莲创作开启一个尺幅巨大的创作项目,据称已经完成了大半,在不知什么原因,莫奈的创作发生了转向,开始创作诸如黎明、黄昏、桥和睡莲为主题的创作,而哭泣的垂柳系列也在其中。这一系列大胆的创作,在垂直的尺度上令人印象深刻,与莫奈以往在水平画布上的创作形成对比,耳目一新。这十幅著名的垂柳描绘了在睡莲池塘北端的柳树。虽然这些柳树曾经出现在莫奈的作品中,但那时它旁边的小树才是主角,柳树那雕像般的存在和柔和的层叠树叶为这些作品提供了灵感。池塘边的柳树,经常出现在吉弗尼的莫奈的画作中。其中一个站在池塘的西南边,旁边是小桥,翻滚的叶子落入池塘,出现在无数的睡莲中和水里的倒影构成了一种大调的曲集。然而,这幅《垂柳》中第一次将柳树至于主体,柳树的枝干进入了天鹅绒般的黑暗中,树叶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这组垂柳不仅是色彩和形式上的实验,还是艺术家关于国家和社会深刻而有力的共鸣。在他开始这一系列绘画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到了最后的高潮,他的儿子已经走上前线,莫奈也以这样的创作当成对国家和战争的回应,在他的工作室里进行自己的战斗,试图创造出一幅画,以肯定大自然的永恒之美和人类的持久精神,应对战争带来的可怕暴力。

在当时的评论家看来,莫奈的垂柳体现了敏锐的感觉,展示了光与黑暗的战斗,这些场景充满了情感,但也有痛苦和恐惧的颤抖,图像中有怀疑的情绪,但是决心似乎占据了上风。垂柳挺立,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充满希望和反抗的力量,在这看似无限的悲痛之中。构成一幅充满韧性的画面,既是莫奈对个人境遇的写照,也反映了他对国家的情感。

埃贡席勒 独立房屋(背山的房屋) Einzelne Huser (Huser mit Bergen) 1915年

布面油画 109.8 x 139.8cm 估价:20,000,000-30,000,000英镑

席勒的作品不愿意对自然进行复制,他称这是毫无意义的,他从记忆中画出更好的图像,将记忆中的山、水、花、树,以自己的独特视角呈现出来,这幅《独立房屋》(Einzelne
Huser)就是在在1915年绘制的伟大的心理风景系列之一。

在当年夏天,他在结婚前应征参军。在这样的背景下,席勒描绘了一群阴沉天气下的破旧房屋,房子挤在一起,像一幅古老的中国画,从前景的树木,一直到到遥远的紫色山脉,通过不同层次的画面描绘了一片荒凉感。在气质上与盛懋的《秋江待渡图》甚至有相通之处。

从1911年开始,席勒就开始以他母亲家乡小城Krumau黑暗、空洞的中世纪街道为创作对象,获得了一系列他所谓的死城的作品。席勒倾向于围绕人造景观开展创作,这种人造景观像牢笼一样,表达着艺术家的忧郁和颓废情绪。当秋天看到一棵树时,这是充满激情的体验,一个人的整个心灵和存在:我想画出那种忧郁的感觉。席勒曾经这样说。

在饱受恶劣天气冲刷,甚至有些扭曲的老房子中,席勒使用了更多表现性的元素,而那些窗户上被渲染的光影与墙壁形成了有趣的对应关系。在他早期绘画的死城系列中,席勒指出哥特式艺术发现了人类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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