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读书的力量—有哪个须臾间让你感到阅读真好

总有那么一瞬间,会有人发自内心地感慨,读书真好!

两个月前,着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先生在京病逝。先生以105岁高龄悄然告别人世,全国广大读者陷入悲哀。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们仨”,终于团聚了。

或许那一瞬推动了整个生物界的发展

在我看来,纪念杨绛先生的最好的方式,无疑是读她的作品,接受她的作品的熏陶与精神洗礼。

达尔文曾把生物变迁现象研究了几十年,却想不出什么原则去解决,后来无意中看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忽然触机,把人口和粮食的增加原则,应用到生物学上去,从而创了物竞天择的学说。

今年书博会的“年度致敬人物”选定为刚刚去世的杨绛先生,而杨绛先生终其一生,是完全担当得起这个称号的。

贾平凹说,读书人最能忍受老婆嘟囔,是读书入了迷,两耳如塞……且读书人不易得脚气病,因为读书时最习惯抠脚丫。这么说来,那些瞬间认为读书真好的,应该是贾平凹的老婆和脚丫子了。

这里我们打算以很短的篇幅,走进杨绛先生的精神世界,领略杨绛先生的书香生活。

矮大紧高老师,不仅把阅读当成诗和远方,还实实在在地开了两家图书馆,不愧为“靠才华整容”第一人,所以想象他每天早上洗漱照镜子的一瞬,应该都会在心里默默地说,“读书真好”吧!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到新千年面世的《我们仨》,再到晚近之《走到人生边上》,杨绛先生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大家风格,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2018年4月23日,第23个世界读书日,让我们通过那些美好的瞬间,共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但在对文化昆仑钱锺书的一片喝彩声中,惟听夏衍发出过“你们捧钱锺书,我捧杨绛”的声音。正是为了回应夏公的这一呼吁,我写作了《杨绛传》。我在写作这部关于杨绛先生的传记时,深切地体会到杨绛先生对读书生活的情有独钟。

王众托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大连理工大学知识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饱蠹楼”里“饕餮”之徒

每次需要荐书,我总是要列举王梓坤所写的《科学发现纵横谈》,特别是其中提到才学识兼备时用斧子作的比喻:“才如斧刃,学如斧背,识是执斧的手”,对治学的方向与方法作了很好的概括。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给本科生上课时曾在黑板上画了一把斧子来加以阐述。回顾几十年的读书、教书、写书的经历,确实是自觉不自觉地沿着这几方面在不懈努力。“学”的日积月累在于厚重;“才”的获取就必须边读书、边实践,在能力的运用上做到灵活自如;而“识”的养成就得具有开阔的视野,博大的心胸,求新的胆识以及敏锐的洞察力了。

杨绛先生与钱锺书先生都耽于读书,是出了名的“读书种子”,对于他们来说,读书已经不是职业所需,而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撑点。

郭金明 大连理工大学校长助理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杨绛先生随丈夫钱锺书先生远赴英国留学。刚在英国,钱锺书先生由官方为他安排停当,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而杨绛先生则接洽入学事宜。她打算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学额已满,要入学,只能修历史。这显然不合杨绛先生的心愿。她曾暗想:“假如我上清华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选修了戏剧课,说不定我也能写出一个小剧本来,说不定系主任会把我做培养对象呢。但是我的兴趣不在戏剧而在小说。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造化弄人,只觉得很不服气。既然我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锺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

记得那正是“文革”后期,学校不上课,天天学农搞土地测量,读小学五年级的我也是一样。于是我爸对我说:“儿子啊,别学农了,和我学医吧。”于是就拿给了我一本书《中医学概论》,我当时繁体字不认识,还得背诵什么“五行相生相克”、“喜怒忧思悲恐惊”“四诊八纲”“望闻问切”……内心里那个烦啊!在心里偷偷地怼我老爸:你一个兽医(我爸爸读过几天私塾,是兽医,在当时应该是文化人儿了)凭什么让我和你学医生?

牛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坐落在伦敦西北泰晤士河上游的牛津城。她成立于二世纪下半叶,这里云集了众多着名的专家学者,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我国知名学者吴宓曾在1903年10月至1931年在此进修,他在《牛津大学风景总叙》一诗中,赞叹牛津大学是读书人最理想的读书地方:“牛津极静美,尘世一乐园,山辉水明秀,天青云霞轩。方里极群校,嶙峋玉笋繁,悠悠植尖塔,赫赫并堞垣。桥屋成环洞,深院掩重门,石壁千年古,剥落黑且深。真有辟雍日,如见泮池存,半载匆匆往,终身系梦魂。”

后来全国教育秩序慢慢恢复,我爸爸又让我去读语文、算数教科书了,这本《中医学概论》也就半途而废了。但这本读了一半的中医教科书却深深地影响了我,尤其是中医理论中的哲学思想,成了我一生做人做事的必不可少的思想方法与思维方式:从整体出发,系统思维;重阴阳平衡,不能偏颇;讲主次顺序,君臣辅佐;与环境协调,天人合一……

此“终身系梦魂”之地,是钱锺书先生与杨绛先生选择牛津作为自己留学的第一站,是否受吴宓这位师长的影响呢?这倒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今年初春时节的一次出差,就近逛了一圈杂货市场,这一逛不要紧,竟然发现了一本《中医学概论》,正是由南京中医学院集体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版,当年我爸给我那本!逛旧书摊的“偶遇”,与读书经历的“耦合”,这种异时共振让我体会到了两个“时空域”链接在一起的幸福!于是,那天我花了50元人民币买了这本当时定价1.80元的旧书!

betway体育官网,创立于1314年的埃克塞特学院,在当时是牛津大学的二十六个学院之一,其在牛津学院的创建史上位居第四。两年的留学生涯,使钱钟书和杨绛体验到牛津大学谨严与保守的校风。最使他们得益匪浅的则首推学院的图书馆。

王涌涛 大连理工大学机关党委书记

牛津大学拥有世界上第一流图书馆,名叫博德利图书馆,钱钟书将其戏译为“饱蠹楼”。这里的藏书远远超过国内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早在莎士比亚在世的1611年,英国书业公司就承担了把各种新书都免费送一本给这个图书馆的的义务。它还收藏了许多中文书籍。

每个男孩心中都有个英雄梦、侠客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金庸的武侠小说风靡大陆,我攒了几个月的零花钱去买了《神雕侠侣》上册,后来又通过和同学互相交换陆续看了全集。杨过、郭靖、张无忌、乔峰们追求正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高考后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重点大学选择了军校,走上了追求英雄梦的道路。虽然英雄梦没有实现,但十四年的军旅生涯给我人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永远无悔!

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在此如鱼得水,除了听课之外,差不多把业余时间全部泡在读书上面。他们借来一大堆书,涉猎包括文学、哲学、心理学、历史等各种图书,固定占一个座位,一本接一本地阅读,并作了详细的笔记。一副饱学终日、乐此不疲的模样,令人神往。杨绛在这里的旁听和阅读,有力地充实了自己的知识素养与外语水平。不过杨绛还有另一层想法,她认为,在当时“牛津的学费已较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我到别处上学,两人分居,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并不合算。锺书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这样一算,他的公费就没多少能让我借光的了。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我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那时候没有降压的药。我离开爸爸妈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刘元芳 大连理工大学史志编研室副主任 原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

牛津的生活很安逸,杨绛先生因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她从前还没享受过这等自由。她在苏州上大学时,课余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坐拥书城,充分满足了她对书籍的“饕餮”之欲——在这里杨绛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在读《钱令希传略》一书时,我总是有感于钱先生的家训门风。家风家教具有原始性、深入性、终生性等特点,是代代相沿的一种教化与传习,能够使价值观的培养和孕育取得最好的教化效果。家庭是个人接受教育的第一环境,钱令希先生一出生就处于特定的道德和文化教育之中,处于特定的家风家教之中。他早期受到《钱氏家训》的熏陶和父亲的言传身教,对其个性习惯、道德价值和思维心理模式的形成完善起到奠基性作用。爱国诚信、勤俭自强、仁爱和睦这些民族精神和道德理念,已经渗透进钱先生的心里,融化入他的血液中了。

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杨绛先生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上的书,她可以自己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幽静。

洪晓楠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杨绛先生为自己定下了课程表,一本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惬意地读书,人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读书是人类生存的方式之一。我最大的爱好是读书。我工作时间读的更多的是专业书,闲暇时间读书更多的是开阔自己的视野,修身养性。读书特别是读经典要有“比慢”精神。

一对“读书种子”

查思贤 大连理工大学物理学院 14级学生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先生、钱锺书先生和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年下半年杨绛夫妇应聘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杨绛、钱锺书先生初到清华时,清华的接管、恢复和改造工作正在进行中。他们夫妇俩担任外文系教授,教学任务并不繁重,难于对付的却是一场又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议,因而他们赖以生存的读书生活受到影响。

第一次读《浮士德》,是15年07月,我大一 。

对此,钱锺书先生在给友人、着名报人黄裳的一封信函中表露了这层不理解的意思:“北来得三晤,真大喜事也。弟诗情文思,皆如废井。归途忽获一联奉赠。幸赏其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报道,于弟乞稍留馀地。兄笔挟风霜,可爱亦复可畏。”这信写于1950年1月末。在此之前,黄裳先生曾去北京采访,专程到清华园钱氏夫妇的寓所,亲眼目睹了这对教授夫妇静夜攻读的情形:“住在清华园里的名教授,算来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钱锺书。第二天吴晗要赶回城去,因此我就把访问安排在第二天的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我找到他的住处,他和杨绛两位住着一所教授住宅,他俩也坐在客厅里,好像没有生火,也许是火炉不旺,只觉得冷得很,整个客厅没有任何家具,越发显得空落落的。中间放了一张挺讲究的西餐长台,另外就是两把椅子。此外,没有了。长台上,堆着两叠外文书和用蓝布硬套装着的线装书,都是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夫妇就静静地对坐在长台两端读书,是我这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个典型的夜读的环境。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在这时来访,高兴极了,接下去,就是快谈。”

第二次读,是17年12月,我大四。

当时,杨绛、钱锺书先生除了上课、办公、开会之外,可说是深居简出,晚上的空余时间,对他们来说,是辛勤耕读的好时光,他俩不愧是一对“读书种子”,用人类文化精华不断充实着自己。

2017年12月24日,考研初试结束。我知道我考砸了。走在轻工业学校到理工的道路上,沿着406的线路,一路失魂落魄。前路茫茫未可卜,我是被考研失败这件事驱使着找工作的,之前从未考虑过找工作的我,简历上能写的东西,单薄地可怜。回到寝室,收拾那一摞一摞的考研书籍时,意外地翻出了当年看书时留下的书签。上面写着:如果梅菲斯特愿意与我交易,我一定毫不犹豫地答应。好奇当年我是以怎样的心情,写下这近乎绝望的话语,我便又翻开了这本书。

新中国以后,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在繁忙的政治学习之余,杨绛先生还是十分向往平静的书斋生活,她毕竟是研究员嘛。上世纪50年代后,她写过几篇有关外国文学的长篇论文,但遭遇令人心寒。杨绛先生对人曾说过,“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锺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锺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锺书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锺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四天后,重拾勇气,去面了第一家公司。

身居干校不忘读书

每一次,我感到迷惘而不知前路何在时,每一次,我陷入绝望时,都会再次翻开这本书,看一看梅菲斯特和浮士德这两位老友,给予我前进的动力。把这句话送给各位同学,愿各位能“
在前进中他会遇到痛苦和幸福,可是他呀!随时随刻都不满足。”

“文革”期间,杨绛先生与钱锺书先生一起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干校六记》里,杨绛先生写得那样克制、那样平静,充满了温情,真可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她回避了许多血淋淋的惨剧,这也许是“寄沉痛于幽闲”吧。呆过干校的人,对干校生活刻骨铭心,不堪回首。《干校六记》体现了杨绛“温柔敦厚”的风格和特点,而杨绛先生在柔弱温和的背后,性格是极其坚强的。

刘晓艳 远程继续教育学院教师

干校后期,迁往明港。这时干校的任务,由劳动改为“学习”——学习阶级斗争吧?有人不解“学部”指什么,这时才恍然:“学部”就是“学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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