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唐小兵:历史的公物写作是空投未来的风华正茂束光

回忆录与口述史著作是我这些年阅读的重点。2012年读过的回忆录印象较深的,是与台湾有关的几册。美国华裔学者孙康宜的《走出白色恐怖》,从一个家庭的视角,记述了戒严时期台湾的政治万象与社会百态,其中记录的1950年代初期鹿窟左翼人士陈本江、吕赫若的聚合与离散乃至被消音,为我们补充了台湾政治史上的关键一环。作者的父亲孙裕光蒙冤入狱十年,孙家可谓风雨飘摇,备尝艰辛,但在这册回忆录中,却罕闻愤恨与怨毒之气,却多见感恩之心。回忆录写作成了一种自我救赎与人性宽恕,不多见。

  历史学者唐小兵在微博上的名字是“沪版唐小兵”。在上海生活了14年的他本是湖南人,可师友们常打趣说,他不嗜辣不喝酒又性情温和,是“非典型湖南人”。而在学者许纪霖看来,唐小兵身上让他琢磨许久的是一种“贵族气”。

此外,台湾报人、作家王鼎钧的《文学江湖:在台湾三十年来的人性锻炼》文字生动,叙事细腻,为我们记录了戒严时期台湾的特殊情状,比如声音与政治的关联。根据作者的记载,当时台湾军政当局因担心民众日益陷入世俗生活的浮华而淡忘“反攻大陆”之大计,因此由军方出面在台北火车站前的广场上高高架起喇叭,以高分贝作强悍的呼喊与反共宣传,生活在周遭的民众苦不堪言。最后却是因美国政要的夫人访问台湾,住宿在车站附近而不堪其扰,致信高层而得以将喇叭撤除。极权性格的政治,总是对歇斯底里的声音政治有一种迷恋,这与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成为真理的迷信殊途同归,最终却显示为一种荒诞的魔幻政治。

  多年后,唐小兵回想起博士阶段老师对自己的这番评价,将“贵族气”归因于在他大学时代在岳麓书院静心自修的时光。北宋至今,岳麓书院有过“朱张会讲”的荣光,也曾在战乱中被毁。这座历经浮沉的书院给他的感觉,正如他读齐邦媛回忆录《巨流河》的感受:乱世中,文化仍有尊严,仍能带给人宁静与力量。

相对于这两册回忆录的冷色调,台湾作家尉天骢的《回首我们的时代》,却多了几分知人论世的温情,那些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未曾泯灭的良知之光,虽摇曳不定,却终究得以流泻在作者长长短短的追忆文字之中。正好在岁末收到台北联经出版的《思想》杂志第22期,这一期的专题就是“走过八十年代”(的台湾),有多篇从私人或公共视角评述的八十年代台湾的文学、艺术与政治抗争,恰好可以与上述回忆录形成一种阅读的呼应。

  《与民国相遇》中也有一种相似的余味。2011年初到2013年底,唐小兵在《东方早报》文化版开设“野人献曝”专栏,聚焦知识分子、城市与中西文明相遇,钩沉民国往事。今年初,这些文章结集成书,民国热退潮之前,那个时代的温度会引发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何种感触?

民国范儿在成为一种知识圈的时尚,而时尚往往意味着可能脱离了历史的底色。在民国怀旧热潮中,民国大学及大学人,自然成为浪漫主义想象投射的焦点,民国大学常常被阐释为去政治化的自由多元空间。新近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和叶文心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却不经意间抹掉了这一层涂抹在民国大学肌体上的油彩。显然,从这两位学者的详实爬梳与史实重建中可知,民国大学同样面临党化教育、政经压迫的挑战与困境,大学校园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相抢夺的文化空间(王奇生教授对西南联大与国民党的关系的研究也呼应了这些观察),学生运动早就变异成了“运动学生”,在1920年代迅速崛起又轰然坍塌的上海大学,就是革命、政治与大学合流又分流的绝妙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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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更早时期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魏定熙的《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也同样在直面这一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永恒命题。提及这些民国大学史的真相,自然不是为了幻灭民国想象,而是让我们更真切地体会到,即便在这种种艰辛与迷途之中,民国大学仍旧铸就了辉煌。

唐小兵,湖南衡阳人,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史、左翼文化与中国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等领域的研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主要著作有《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十字街头的知识人》等,作品散见于《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共党史研究》《读书》《思想》等期刊。

生死问题与心灵建设相关,却似乎遭遇了普遍的漠视,正如台湾学者王汎森所言,人文心灵的萎缩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现象,既然有普遍,就有例外,也就有突围的可能性。2012年读到最让我震撼的心灵文本,是作家史铁生的妻子陈希米撰写的长篇散文《让“死”活下去》,这是在《天涯》杂志连载的一篇长文,后结集出版。回首我们的时代,似乎有两种互为抵触的极端,一种是太政治化的公共,而另一种是高度私人化的自恋,要么是政治上的亢奋,要么是心灵上的沦陷。陈希米在“我与你”的关系架构中,梳理了她与史铁生之间的情感与对话。她说:“我们深深地读懂了:看不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所以知道:不依靠实现而信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终于竟可以说:是‘痛苦’滋养了我们。对过往,我们知道美和真诚要被纪念,不能轻慢也不能忽略,不能折损也不能玷污。”史铁生与陈希米的爱情与精神生活,证明了向死而生的可能。

民国热的背后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如果说这仍旧是一种特殊情感里拓展出来的生死价值观的话,那么由2011年底高华先生的去世而引发的追忆与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结集出版的《史家高华》,更加证实了人文主义的绝非虚妄。坚持自由思考、独立人格、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因为有了高华先生这一人格化的象征,而在老中青不同代际的读书人群体中引起经久不息的回荡,如昆德拉所言,记忆就成了与遗忘之间的斗争,知识人的集体追忆,更成为形成自觉意识和群体认同的象征性抵抗。

  唐小兵开设专栏那年,距离自上世纪90年代民国热初兴已有近20年,距离甘阳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和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双双出版也已5年。

如何超越学院话语的条块分割和支离破碎,来回应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病痛与苦难?或许,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不断地拓展知识视野,让一切价值可能性生长出来。在我看来,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本真性伦理》(此前译名为《现代性之隐忧》)和美国思想家托尼·朱特的《沉疴遍地》都蕴含着丰硕的思想和心灵成长的营养。泰勒关切的“意义与自由的丧失和道德视野的褪色,工具理性对目的理性的侵蚀”等问题,切中现时代的症结。世俗时代的超越之维似在全面收缩,人越来越生活在“一种变态的和可悲的自我专注”之中,这种所谓的个人主义,其实意味着人把自己从多重的意义世界里抽离出来,而以个人主义的名义,为一种“既平庸又狭窄,使我们的生活更贫于意义和更少地关心他人及社会”的自恋文化提供了虚假的辩护。泰勒质疑这种退隐回内心城堡的自恋主义,但并不苟同惊呼礼崩乐坏的文化悲观主义。他倡导一种充满韧性的战斗精神,“通过社会行动、政治变革和赢得人心,较好的形式至少可以暂时发展壮大”。

  在以西学热为主的80年代,热潮尚未波及民国历史。随着那场启蒙运动戛然中断,加之90年代市场经济的起步促使中国社会开始了全面的世俗化,在学术界,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催生了国学热与民国热。重回现代性发轫的晚清民国,成为那个时代人文学者在有限话语空间内为现实引入思想资源的一种路径。

朱特的《沉疴遍地》更像一份时代病况的诊断书。他对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恐惧感”(或者说不安全感),有睿智的观察。他对重塑公共对话的倡导,以及对知识分子文化的反思,让人为之动容。“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如何批判统治我们的人。但是,要有信誉地批判统治我们的人,我们必须从我们和他们一样被套在其中的一致性的圈子中解放出来。”这段话,用来对照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话语,无疑具有极大的启示。我们切莫以为朱特是一个道德主义的理念人,他更多地是在历史的分析之中展现人类面临的困境与希望所在。

  90年代是唐小兵的大学时代,也是学院体制内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的时期。当时余英时、王汎森、罗志田、许纪霖、钱理群、陆键东等学者对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研究,如今已沉淀为该领域最为成熟的研究。90年代后期,傅国涌、谢泳等在学院之外对民国知识分子史兼具理性与私人情怀的述说,在当时的大学校园中也颇为流行。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两户人家》。这是民国时期的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的作品。董时进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他对乡土中国的肌理与血脉,以及这样一个古老的共同体如何在创深痛巨的时代变局中走向现代之途的思索,都凝聚在这本自传体的小说之中,旧式家族的分崩离析、旧式人物的聚散离合,经济形式的新陈代谢,国学与新学、革命与反革命等,这些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命题都以娓娓道来的形式,通过作者之笔触惟妙惟肖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这股民国热,既关注偏向自由主义的群体,也对民国文化保守主义者进行了重新书写。随着这一群体与个体的人格气象与真实面相逐步展开,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呈现出内在的紧张与多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唐小兵曾引用意大利学者克罗齐的话解释民国热的深层原因。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1905年废科举和1912年帝制崩溃后日益黯淡,又在20世纪一系列革命和运动中,在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上被不同程度边缘化。因此,延续至今的民国知识分子热潮,目的在于通过对那个群体精神、学术、生活的书写,为当下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文化灌注“隔代的养分”,并与当代现实形成一种内在的对话。

(华东师大历史系讲师)

  “从90年代起,民国热成为公共文化的表征和内容,也催生出更有历史深度和维度的公共文化”,唐小兵说,“否则,消费主义下的公共文化很可能只是一种肤浅的泡沫文化”。

《南方周末》 日期:2013年2月28日 版次:D20 作者:唐小兵

  《与民国相遇》是唐小兵的一次尝试,他将在历史研究不能整合成鸿篇巨制的细节和感触,写成面向公众的平和文字。从提笔到面世,民国热已有退潮意味,唐小兵不无怅然,“与此伴随的是公共文化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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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念与写作 从细小路径进入历史人物的心灵

  尽管学界启蒙风潮不断,唐小兵觉察,公众的历史观仍处在一个野史、传闻主导的蒙昧状态。他反思近20年来在公共领域畅销的晚清、民国历史作品,部分作品出于强烈的启蒙目的,对历史本身复杂面向有所取舍、甚至不加节制地剪裁。

betway体育app,  “我们应对历史人物有一种温情和敬意,抛弃后见之明与道德裁断,才能与历史人物有真切的对话”,唐小兵说,尤其在公共领域,对复杂性的认识、理解与接纳,是公众通过阅读历史走向心智成熟所必不可少的阶段。

  从2003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学者许纪霖起,唐小兵对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研究脉络开始有系统地了解。他的早期研究以《大公报》星期论文、《申报》自由谈为例讨论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对北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上海左翼知识分子两个社群均有涉及。多年后,唐小兵才后觉出一种幸运:这种更平衡的研究架构冲淡了他自由主义的立场,避开了在公共历史写作领域中常见的以立场倾轧历史复杂性的做法。

  《与民国相遇》运用了多元的史料,所谈及的知识社群包括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有钱穆、吴宓等常被视为保守主义代表的人物。唐小兵希望呈现的是一种“众声喧哗”的对话感,让“保守”的杜亚泉和“激进”的陈独秀相遇,也让殷海光、何兆武对西南联大的回忆与阐释——文化比权力更有尊严、在威权时代学人的有所不为——与当代形成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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