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金报》 袁筱后生可畏:《悲戚世界》中的Hugo 他的唱腔温柔,字语摄人心魄……

betway体育app 1betway体育app,可能没有一部小说像《悲惨世界》一样受到影视的青睐:从1907年,第一次电影改编,还是默片的《街垒上》开始,《悲惨世界》已经有了不下三十个电影版本。我们可以不动脑筋地推论:伟大作家终究是伟大作家,他不需要借助其他更具感官效果的艺术形式来推销自己,而是其他更具感官效果的艺术形式需要借助他的作品来言说。

对我而言,纸质书籍之所以无法替代,就是会有一种实在的视觉或者触觉上的厚重感,而像《悲惨世界》这样的名着,它的厚重势必会给人以震撼。
当你走进这部着作时,就会发现这种厚不仅仅停留在外表——对世间苦难的揭示、对人性深度的挖掘、对历史时代的勾勒,都使这种厚以一种内在的强大力量抵御住时间的风化,直抵每一个读者的内心。
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
现在很少还会有人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写一本小说了,书中提及的每一个人物、相关的历史背景、人物活动的场景等,作者雨果都会一一交代,事无巨细。
第二部里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第五部里对巴黎地下排水系统的窥视等,都是长达几十页的详细介绍和评论,放到今天,很容易让读者失去耐性。当然,如果直接跳过这些段落,并不会对理解整个故事产生什么影响,但正是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写作方法,使《悲惨世界》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小说将近半个世纪历史过程中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都一一展现了出来:外省偏僻的小城、滨海的新兴工业城镇、可怕的法庭、黑暗的监狱、巴黎悲惨的贫民窟、阴暗的修道院……
为了完成这本小说,雨果前后花费了三十余年的时间。1828年,他就开始搜集关于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酝酿写一个释放的苦役犯受圣徒式的主教感化而弃恶从善的故事。他还大量搜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材料,这便是冉阿让到海滨蒙特伊,化名为马德兰先生,从苦役犯变成企业家,开办工厂并发迹的由来。
不管深入到故事的任何角落,作者都已经做出了和盘托出的姿态,这种坦诚和耐心是整部着作不应该被忽视的部分,同时也是作者用笔直面世界的勇气的最好体现。
而以这样的方式完成的小说,很容易造成故事情节的松散,为此雨果采用了一种蛛网式的结构,将所有情节牢牢汇聚在一起,蹲踞在这个网中间的,是那座巨大的巴黎城。冉阿让和沙威作为贯穿整个故事的关键人物,是交叉的两条主线。其他的情节则一圈圈缠绕在主线上面,互相附着、互相勾连。
整本小说细节众多、情节复杂,但是没有哪一个细节是多余的,也没有哪一个情节是游离于故事洪流之外的。比如对冉阿让力大无穷的交代,使得他在割风老爹被马车压住后,爬到车轮下撑起马车将人救出变得顺理成章。这一方面使沙威对冉阿让产生了怀疑,另一方面又为割风老爹日后帮助冉阿让逃命作了逻辑上的交代。这样的细节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德纳第先生在战场上救回军官的情节与马吕斯的身世,德纳第从马吕斯身上撕下的衣服与冉阿让的秘密等都是例子。这种巧妙的安排使林林总总的情节一同汇入叙事的洪流,而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携带着各自不同的命运来到巴黎,汇入命运的洪流。
巴黎作为故事高潮发生的背景,无疑寄托了作者特殊的偏爱。不管是《巴黎圣母院》还是这部《悲惨世界》,“巴黎鸟瞰图”都是必不可少的章节。
劳苦大众在黑暗中的挣扎
回到小说的人物上来。在这个悲惨的世界当中,米里哀主教象征着向善的信仰、芳汀象征着爱与苦难、沙威则象征着法律。而冉阿让的苦难来自公权力的残暴,他象征着人性的挣扎、象征着苦难中的救赎以及对自由的向往。
冉阿让是一名苦役犯,他在监狱里呆了19年,仅仅因为偷了一块面包。在米里哀主教家过夜时,他又鬼使神差地偷了主教大人的银餐具,最后却得到主教的原谅,并被主教感化。主教大人对冉阿让说:“您向我保证要当个诚实的人,我买下了您的灵魂,我把您的灵魂从邪恶的思想中赎出来,交给仁慈的上帝了。”这是冉阿让救赎的起点,也是冉阿让无数次心灵挣扎的起点。
离开主教大人家以后、尚马秋事件发生时、珂赛特与马吕斯结婚后,小说中数次出现冉阿让大段的心理独白。这是冉阿让心中不同声音的角逐,也是他对此后人生道路该如何选择的困惑与挣扎。同时,米里哀主教作为一种向善的信仰已经让冉阿让看到,只有救赎才是他脱离苦难走向自由的唯一出路;而芳汀所象征的爱与苦难中的圣洁,也支撑着冉阿让在黑暗中一再向前。这些心理描写不但使冉阿让成为小说中描写最成功的形象,同时也构成了整个文本中最精彩的部分。
在整部小说中,冉阿让相继救助了芳汀、珂赛特、马吕斯,他一次次地帮助别人,却也是在他们的指引下,一次次地完成自我救赎。在救回珂赛特以后,小说中写道:“他有了爱,就又坚强起来。唉!他摇摆不稳,并不比珂赛特强多少。他保护这孩子,这孩子也使他坚强。”从主教到珂赛特,对冉阿让的指引实现了从宗教到爱的接替。冉阿让背在身上的是一个十字架,他的自我救赎达到了人性的高度,他是雨果心目中的耶稣,他所赎的罪,是属于全人类的。
冉阿让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圣人,每一次事件都使他进一步成长,而每一次思考也使他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命运。套在他身上的铁面无私的法律要求他成为一个被公权力驯服的奴隶,这是冉阿让最大的苦难。他变换着不同的名字,只是想躲过命运的追捕,到头来却发现他不得不去正视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审判尚马秋的法庭里,在面对马吕斯的时候,他都大声宣告了自己的身份,他叫冉阿让,是一个苦役犯!而每喊出这个名字一次,他都离那个理想人格更近一点,他一再将枷锁重新套回自己身上,却在救赎中不断靠近人性的自由。
综合来看,冉阿让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从出身、经历、品德、习性各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劳动者。他的全部经历与命运,都具有一种崇高的悲怆性,这种有社会代表意义的悲怆性,使得《悲惨世界》
成为劳苦大众在黑暗社会里挣扎与奋斗的悲怆史诗。 每个人都是丰富的整体
如果把冉阿让和沙威作为一组对比来看,冉阿让救赎的完成必然以沙威的死为标志。冉阿让在苦难中的救赎,代表人性不断向善、不断追求自由,而沙威则代表的是刻板的法律和社会成见。法律和成见所推崇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否认了人性趋于完善的可能,而整本小说正是以冉阿让殉道式的自我救赎否定了这种刻板。冉阿让的胜利必然导致沙威世界的崩塌,而信仰崩塌后的沙威也只有死路一条。
在《悲惨世界》中,沙威同样是一个值得同情的角色。他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坏人,他只是法律和社会成见的狂热信徒,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全部价值观,我们有时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都只是些普通人,很难超越时下的社会成见。而我们却时常自以为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对其他的人或事随意品评。这很容易造成所谓的道德暴力,无意中对一些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冉阿让的宽恕打破了这组对比之间的平衡,沙威的生命也因此而彻底失重,雨果否定沙威也就否定了法律和成见的不可一世。让冉阿让动摇沙威,这或许就是雨果最终的用意。
除此之外,最值得一说的便是爱波尼这个角色,相比于珂赛特和马吕斯,爱波尼的塑造显得更加丰满。自始至终作者都没有将笔触深入到珂赛特心灵的深处,她一直都是冉阿让身边的影子,一个苍白而不幸的姑娘。而马吕斯则更像是一个毫无原则的青年,他参加巷战的目的之一是想一死了之,而听说冉阿让的苦役犯身份后便对之充满厌恶。爱情的到来却使爱波尼一下子丰富起来,她被马吕斯吸引后的兴奋与忧郁,在帮助马吕斯与珂赛特联络时的犹豫与纠结,直至最后为马吕斯做出牺牲时的痛苦与幸福,都以相互矛盾而又无比清晰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学会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们越来越习惯阅读叙述多过描写的作品,这也让《悲惨世界》这样的经典离我们越来越远。所谓以叙述为主的作品,是指那些停留于情节交代,更像影视剧底本的小说类读物。不管情节怎样曲折、怎样复杂,都掩盖不了内在的贫乏和薄弱。
文学作品不应仅仅抵达故事,还应该创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一定要和现实世界存在完整的映射关系,但是至少它应该向读者指出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优秀的作品应该是一个去蔽的过程,它在构建一个世界的同时,也让我们对现实世界有了全新的、更深层的认识,去除包裹在现实之上的层层表象,向我们展示抵达本质的途径。
阅读一本像《悲惨世界》这样的小说,我们会感受到作者去接近一个世界的努力。这样的阅读或许会是一种挑战,但是经受住这种挑战之后,会让我们有一种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会让我们回想起一些不经意的感动。
每一次阅读《悲惨世界》必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第一次读,我们有可能会被波澜壮阔的情节吸引,为冉阿让的苦难哀叹,为马吕斯的爱情兴奋;而重新进入这样一部经典,苦难中的人性挣扎却时刻压抑着我的内心。当漫长的阅读结束之后,我掩卷沉思,那种巨大的冲击力让我久久无法平静,也让我以一种更宽容的心态去看待身边的人和世界。
《悲惨世界》问世以来,已有一个多世纪,它在时间之流的大海上傲然挺立,它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千千万万人民不断造访的一块艺术胜地,而且将永远是人类文学史中一块不朽的胜地。

因此,袁筱一用这样一种方式阅读雨果:通过《悲惨世界》去阅读雨果,在雨果虚构的故事里,体察这位伟大作家的悲悯、理想与爱。历史会终结,生命永不止息,而善与恶的博弈,也是永不止息,唯一的安慰或许是重温一遍雨果关于人性的简单梦想:择善固执。

浪漫:在某一时刻,我把《悲惨世界》当做童话

我对《悲惨世界》的印象,是不知道在多少年前,读的什么版本里,那个拿着巨大的扫帚(或者是拖把?),瞪着一双大眼睛的珂赛特。她是如此“悲惨”,在寄养人家被人呼来喝去,挨冻受饿,还因为经常挨打挨骂而瑟瑟缩缩。小女孩不漂亮,冉阿让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这个八岁的小女孩“体瘦面黄,她已快满八岁,但看上去还以为是个六岁的孩子。两只大眼睛深深隐在一层阴影里,已经失去光彩”。

珂赛特这个人物很是神奇,属于小说的神奇:前一秒钟,她还是可怜的灰姑娘;然而后一秒钟,冉阿让已然出现在她的生命中,这位看上去并不富有的老人竟然一掷千金,先是买了她连觊觎之心都不敢生的漂亮娃娃,接着又买了她的劳作时间,最后,当然就带着她走出了地狱般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最要命的是,在某一个时刻,在卢森堡公园里,在年轻男子马吕斯眼前,曾经的灰姑娘突然间变成了一个“雅致、挺秀、脱俗的少女……当人们走过她身边,她的全身衣着吐着青春的那种强烈香气。”——雅致、挺秀、脱俗,强烈香气,任何一个读者读了这样的词语,大概都会不自禁地在脑中勾勒出一个美丽的侧影,而这侧影,又让我们不自禁地要和封面插画里,眼睛里盛满了悲愁的小姑娘两相对比。我相信——第一次读到《悲惨世界》应该是很早很早之前——,在某一个时刻,我大约的确把《悲惨世界》当做童话故事来读的。也是在这个时刻,我理解了“浪漫主义作家”的含义。

人性:虚构背后的正义梦想

雨果当然不是要写一个灰姑娘的故事。《悲惨世界》里固然包含着这个灰姑娘的故事——而且还有王子和公主的爱情——,但它更是冉阿让的,那个在小说一开始就偷了米里哀主教银器的苦役犯。是米里哀主教的宽容将冉阿让彻底从恶的一边拉了过来,进入善的世界。后来的冉阿让是市长先生,也是将珂赛特从悲苦中带入天堂的“圣父”。他不再愤懑地仇恨社会,而是一方面追着赶着承认自己是遭到缉捕的苦役犯的事实,另一方面却又为身边的每一个穷人——或者我们在狭义的范围内所理解的敌人(例如沙威)提供帮助。

雨果要写一部关于穷人的小说:有冉阿让、芳汀、小珂赛特,穷大学生马吕斯,还有已经做了主教的米里哀;当然穷人也不见得都是好人,穷人中也有罪恶的德纳第夫妇,还有介乎于善与恶之间的爱潘妮等等……除了马吕斯的外祖父吉诺曼先生是唯一的资产阶级(而且没什么财产)之外,《悲惨世界》里都是穷人,是十九世纪巴黎和外省的底层或者接近底层的民众。相对于小说所容纳的历史厚度来说,《悲惨世界》里的人物并不复杂,但这不妨碍它能够从贫穷这件魔术师袍子中拿出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在这些彼此呼应的故事里,有雨果要论述的正义、历史、爱情和在雨果看来最最重要的人性。

再次想到,并且重新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竟然又一次亲近了这幅尽管悲苦——那是西方社会在十九世纪工业、政治革命后多少都经历过的悲苦——,却不乏理想化的画卷。这个冉阿让从“恶”(一个苦役犯,一个小偷,一个连小孩子四十个苏都要抢的“恶人”)中猛然顿悟,从此一心向善的故事。或许每一个熟悉十九世纪经典小说的读者应该都热爱过这样的传奇故事,相信这是小说才能够虚构出来的传奇。再次阅读,仍然会为在这种虚构背后所牵涉到的理想和激情唏嘘不已。

可不是吗,我们多么愿意相信这一切:没有显现为荒诞怪物的历史,充满理想与爱的人,有好的收场的善良的人们。

历史:永远终结不了的却是“人”

历史在雨果的笔下是有逻辑的,而在雨果以及同时代的作家们看来,他们的责任正在于揭示这份逻辑,从而使得历史的逻辑更趋向于合理,更能够符合“人”的需要。在历史的这个问题上,雨果与巴尔扎克或是欧仁·苏所不同的只是,出于浪漫主义的偏好,雨果喜欢“大事件”。几乎所有雨果的小说里都有历史的大事件,那是除了爱情之外,能够给雨果带来激情的东西。

《悲惨世界》也不例外,小说里有滑铁卢战役,还有1832年的巴黎暴动——我们称之为革命的东西。在每一卷的开始,历史都像是巨幅画卷一般慢慢展开,然后才有这卷的主线人物出场,才有和人物真正息息相关的情节。尤其有趣的是,倘若将《悲惨世界》中关于历史的叙述单独抽离出来,几乎可以集结成一部历史著作,而且作者的兴趣不仅仅在叙述他的故事,他还时不时地充当历史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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